东方养生堂是海航中国集项目养老产业板块的示范建设项目，也是海航养老产业在天津区域内的首个养老项目。东方养生堂旨在将东方养生精髓与西方养老管理经验相结合，创建符合国情的中国老龄人群品质生活样本。
在本系列报道中，我们对入住东方养生堂的老人们进行了专访，请他们讲述老照片背后的故事。同样是在东方养生堂内，我们组织了对入住老人的肖像拍摄。
旧影与近照，历史与现场，将在这里共同展现给您一个个真实而庄严的生命个体。
文|子瞳 凌云 图|王小朔 受访者提供 FOTOE
刘玉峰19岁结婚，那年天津解放，解放军住进了他家的院子。他第一次知道民主会，第一次听说了无产阶级、阶级斗争，也从此投身革命，干了一辈子公安。如今，他已经86岁，身边还陪着87岁的老妻。10年前，妻子脑梗，他一直照顾左右，他说只盼自己有个好身体，可以一直陪着她。
沉船事件幸存者
我姓刘，刘玉峰，1929年11月25号出生，在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，原来叫泾海县。我是天津市公安局的，在政治保卫处。我有4个女儿，大女儿64岁，最小的52岁。（我）都是女儿，没有孙子，有3个外孙子，1个孙女，还有3个重外孙，算是四世同堂了（笑）。爱好？公安局的业务很忙，我平时就喜欢拉京胡、打乒乓球、跳交谊舞。
49年1月15号天津解放，解放军就住在我家的院子里，他们每天早上吃饭、打扫卫生，然后开民主会。他们给我印象很深，都很勤劳，也不扰民。有时候他们开会，我就去他们屋里，听他们讲解放战争的事儿，什么阶级斗争啊、无产阶级啊，都是第一次听这些词，对我的影响很大。那会儿我还在工商学院附属中学上学，读高一就参加革命了。那时号召青年报考南下工作团，解放江南一带啊，我就报考了。我会外语（英语），口语还可以，因为我的学校是教会学校，老师都是法国神父，后来就把我选调到公安局了，没去成南下工作团。49年6月我就正式进入公安局了，在外侨管理科管理外侨。那时天津有7000名外侨，我管英美德侨，美国人没几个，还有几个日本人。
凡是外国人在中国盘踞涉足的地方，我们都得去，我去过好多地方，都是搞政治案件。有一件事，天津有个马场道上有个圣功中学，都是女学生，也是教会学校，校长是外国人，其实是特务，后来我才知道的。那儿有十来个外国神父，因为我在公安局管外国人，都带着枪，我要进去查他们，一个外国人站门口不让进，我把枪掏出来吓唬他，让他开门，我就进去了。每个办公室都有个外国神父，我走到第四间屋子的时候，在跟那个神父谈话时，进来一个从香港来的信使拿了一本书，神父伸手接过来也不看是什么书就往抽屉里放，我觉得这个动作很可疑，就站起来说：“把那本书拿过来，我想看看。”这两人也不说话，我翻开一页，里面就有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话，我把皮包拉开以后就把这本书带走了。实际上他们是特务联系，被我查获了。我回去跟领导汇报以后，第四天就传唤他到公安局写了认罪书，驱逐出境了。
（左图）这是在解放桥上照的，就在海河边上，我和我老伴。淑贤，淑贤，你倚着后面（他对坐在对面沙发上的老伴说）。她10年前脑梗了。她脾气很好，确实是贤内助，省吃俭用，会过日子。到哪儿都很勤劳，这干一段，那干一段，谁都愿意留着她，她不愿意，家里孩子没人照顾，所以她没有劳保。生病以后，一直是我照顾她，我工资比较高一点。下面的日历是我三女儿给做的，她用我们的老照片给我们做了一本日历。
我们俩是48年底结的婚，解放前夕，兵荒马乱的，家里觉得不稳定，所以就想把这件事定下来，我就结婚了。我那时才19岁，正上学呢。她母亲是我的亲姨，她比我大一岁。我们从小就认识，我在城市上学，她在泾海县农村老家。小时候我俩见面不多，见过三四次，到十五六岁见过一次，然后就是结婚。当时让我们结婚，都征求我意见了，我奶奶、父母都很喜欢她，我也同意。
举行的是传统的中式婚礼，她还坐着轿子来的，院里都挂着帐子，请的亲友来做客，我高中同学来闹洞房。我们俩感情都挺好，她上过一段时间的班，后来就留在家里了，得有人做饭啊。52年，我们从家里分家出来了，她去居委会工作、搞生产、当妇女代表、还当读报员。她在农村上学，上到小学六年级。我们平时偶尔看个电影，因为我在公安局很忙，只有周六能回家，周日白天在家，晚上就回机关了。那时我没有工资，主要靠父母养家，（机关）就给个生活费，买胰子、买毛巾、买牙刷。我们51年有的大女儿，孩子都是她带，我帮不上忙，但我给她还有孩子们理发，回去经常带女儿去水上公园玩。
我们有一件特难忘的事，生死关头啊。年头我忘了，西哈努克到天津来以后的第二年，我们去水上公园坐游船，那天人非常多，也没来得及买票，我们俩就直接上船楼子里去了，一直站在前面，左右有窗户，最前面右侧的窗户没有关，可以从里面掺望外面，我在她身后头。楼子下面就是驾驶员，楼子两侧都是甲板，甲板上站满了人。结果船走到半路上，沉船了。船先倾斜了，甲板上的人都掉下去了。那天死了27个人。当时船已经侧翻了，她抓着栏杆吊在上面，已经悬空了，她是唯一一个，她只能从窗户看见外面的天空，下面的惨状她也看不见了。我已经滑下去泡在水里了，很多妇女的高跟鞋也漂起来了、书包也漂起来了，
我呢，后面有几个妇女抓我脖颈子，抓流血我都不知道。还有小孩穿着开裆裤，屁股蛋儿都露着，都已经淹死了。过一会儿，她吊着坚持不住了，我看不行，就跟她说，你下来吧。她说行吗？我说行。她一跳，她个子矮，水到她嘴边了，然后她站我脚面，我托着站住了。当时是我丢魂落魄的一霎那（笑），我想要是外面有人逃生，抓着栏杆，这船也翻着扣过去，我们就全闷死了，谁都逃不出去了。
当时她下来以后，我看看她，她看看我，就那一霎那，我脸变白了。当时我想我也会游泳，但我也游不出去，救不了别人也不能自救，就顺其自然吧。但我想她就只有一个妹妹，我弟兄三个，她能得救就好了。她父亲50年代就死了，她母亲守寡到95岁死的，我最好让她活下来，我要死了，我还有两个弟兄，父母也有人照顾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卖船票的工作人员从进船楼子的门口进来了，从船楼子的那个窗户爬出去，就听见外面有人说话，有大的游艇过来贴在我们这个船旁边，有几个年轻人来救人了。我一听有希望了，就让几个妇女和孩子赶快上去。那时已经稳定了，我就上去了，也想帮忙，我抱了一个小孩，他是第八个上去的。我们上了大船，我抱着的这个小孩吓得不哭不闹，身上都湿了，我问是谁的小孩，没人认领，我就一直抱着这个小孩跟着大船到了登船的地方，把这个小孩交给了开船的负责人。那天晴天，挺好，我俩穿的衣服都湿了，我们就坐在旁边的木椅子上把衣服晒干了，那时市里都已经传开了沉船的消息，我父亲知道我们去公园，急得从河西区跑到我家里去，那时我们晒干了已经回家了，就她的腰带是布的，搭在衣服架上。当时我什么也没说，一个礼拜以后我告诉我父亲，我们就在沉船上。
●东方养生堂·普鲁斯特问卷
“我希望人生能有两次”
下文中所涉问题，是从著名的“普鲁斯特问卷”中摘取的。
普鲁斯特问卷（Proust Questionnaire）由一系列问题组成，包括被提问者的生活、趣味、价值观以及相应的人生经验等。普鲁斯特（Marcel Proust）并非这份问卷的发明者，但这份问卷因为他特别的答案而出名。
在刘爷爷讲述的时候，他的老伴一直坐在对面，刘爷爷不时地看看她，似乎在向她求证记忆的准确性。可是，疾病让刘奶奶已经不能回应这一切，这也是刘爷爷最痛心的地方。
Q =《东方养生》
A = 刘玉峰
Q：你记忆里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是怎样的？
A：那是1955年，公安局调工资，150多名干警里，唯有我一个人连升二级工资，这证明我在工作成绩上是超越了别人的。而差不多同时，我的第二个女儿也出生了，这就叫双喜临门。
Q：你有什么没实现的梦想？
A：英语口语水平能完全独立一直是我的愿望，可惜没做到，还是得随身带字典，虽然一般的交流没问题，但遇到一些专业词汇还是得查字典。当年还有一个小梦想没实现，就是和从正科提到河东分局长的机会失之交臂，当时组织上把我的材料都报上去了，以为十拿九稳了，结果从市里空降了一位局长过来。我在事业上还是很有上进心的。
Q：你现在还有什么心愿？
A：现在的心愿是关于自己身体健康的，希望我的腰间盘突出、失眠、前列腺增生问题能解决，晚年少点病痛。
Q：你认为自己这一生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？
A：我觉得自己在捍卫新中国建设上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。
Q：你最喜欢的旅行是哪一次？
A：是去年到太原去看望一个88岁的老同事，我们已经60多年没见面了。当年我们曾是很要好的同事，但因为他参加了阎锡山的外围组织，我代表公诉人起诉他，他入狱了，大概10年前才平反释放。不说了，这段想起来很心酸。
Q：你最珍惜的财产是什么？
A：4个女儿是我最宝贵的财产，她们都令我骄傲。
Q：你对自己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？
A：我们家住三楼，人老了腿脚不好，我一直想换房到一楼但一直没换成。还有就是我不会做饭，老伴生病以后也不能给她做饭吃，因而对自己有些不满。
Q：你做过的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？
A：没什么好后悔的，也不留遗憾。
Q：你经历的最伤痛的事是什么？
A：“文革”。当时我的手下有人给军代表提意见，我被诛连软禁一年，挨斗的时候双手被绑在背后，叫“燕飞”，他们叫我“小爬虫”。当时难熬的时候想过自杀，幸亏没有。
Q：你这一生中最爱的人是谁？
A：最爱我的老伴和大女儿。老伴特别朴实、善良，人人都说她心眼好，她是陪我过过苦日子的人。大女儿15岁就赶上了上山下乡运动，这辈子也吃了不少苦，好在现在在北京教书，日子过得不错。
Q：如果时光能倒流，你希望回到什么时候？
A：希望回到我老伴脑梗前，那时候都没好好珍惜，甚至没好好审视过她。我也希望人生能有两次，我希望学更多的知识，我们家书架里那些唐诗宋词，那些医书和文学名著，我都没来得及好好读呢。
Q：你喜欢在哪儿生活？
A：十来年前我在上海的侄女家住过一段时间，我挺喜欢上海的，外滩、南京路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很繁华、现代，我喜欢那种感觉。
Q：你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哪儿？
A：去年去香港和澳门旅游是我去的最远的地方了，不过我不太喜欢，觉得香港人不太尊重内地游客。
Q：你最珍惜的东西是什么？
A：我的亲人。
Q：你最不喜欢的人或事是什么？
A：我最不喜欢不健康的状态，担心死前有痛苦，也怕死在老伴前头，她需要人照顾，我放心不下她。
Q：你的信仰是什么？
A：我1952年入党，马列主义一直是我坚定的信仰。
Q：你最欣赏的人是谁？
A：周恩来、陈云、习仲勋、刘少奇。
Q：愿意回忆一下初恋吗？
A：初恋就是现在的老伴，那时候也不讲究谈恋爱，她是我表姐，家里人撮合，我也觉得挺合适，就结婚了。结了婚也没谈恋爱，就过日子呗，反正这么一辈子就过来了。
Q：对自己这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或事或作品是什么？
A：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，解放军住到我们院子里，每天早餐后给院里的住户开民主会。这件事改变了我一生，因为我原本努力学习英语想留学美国的。参加了几次解放军的民主会，我渐渐有了革命理想，就参加革命了。
Q：你最想念的一位朋友是？
A：我当年在公安局的同事王顺，他是外侨科科长，因为家庭成分不能入党。我俩非常要好，他的衣服我经常带回家让我老伴帮他洗。他20年前死于癌症，一生都没能完成入党的志愿。还有我曾经的科长李良，他的英语一流，很多外国犯人都是他审的，可惜他“文革”时死在监狱里了，说他是特务，可我知道他是冤死的。